姚謙／重回藝術現場

休養了一段生息、回到人群，選擇了人潮正為藝術聚集的香港。短短兩天、適應著許久未與人交流應對的自己，很容易說著話就累了；但是在好的藝術作品面前，總讓我又提起精神，千言萬語、滔滔不絕地與同行朋友分享閱讀。

三月的香港，潮濕的空氣裡彌漫著藝術的熱度：巴塞爾藝術博覽會（Art Basel Hong Kong）的回歸，大館當代美術館的兩位女性藝術家個展，以及香港藝術館的塞尚與雷諾瓦特展，構成了一個多聲部的藝術場域。在這裡，古典與現代、個人與群體、靜觀與互動，形成了一種奇妙的共振；而身處其中的我，既感受到久違的興奮，也經歷著某種認知的刷新——藝術不再只是單向的凝視，而是一場流動的對話，甚至是一場喧鬧的盛宴。

踏入香港會展中心，巴塞爾藝術博覽會的人潮幾乎讓人窒息；曾幾何時，我會對這種擁擠感到不適，認為藝術應當是一種私密的、近乎宗教般的體驗；但今年的巴塞爾讓我意識到，藝術展覽早已不再是貴族沙龍式的封閉空間，更像一個巨大的市集，人們在此交換目光、意見，甚至誤解。

這種「眾聲喧嘩」或許正是當代藝術的本質。尼古拉斯‧伯瑞奧德（Nicolas Bourriaud）提出的「關係美學」在此得到印證：藝術的價值不再僅存於作品本身，而是由觀眾、空間、對話共同構成；巴塞爾不再只是「藝術聖殿」，而是一個社交現場，甚至是一場大型的行為藝術，我們每個人都在參與其中。

與博覽會的喧囂相比，大館當代美術館的兩個女性藝術家個展：艾莉斯亞‧夸德（Alicja Kwade）的《彼托邦》與胡曉媛的《異路》，呈現了物質與記憶的深刻辯證。夸德的裝置作品《彼托邦》通過鏡子、石塊和金屬的錯置組合，構建了一個看似合理實則虛幻的物理空間；觀眾在作品中穿行時，不斷被自己的倒影和扭曲的透視所干擾。胡曉媛一直是我喜歡的藝術家，她這次的《異路》則以紡織、繪畫和現成物構建了一條記憶的通道；她用絲綢包裹碎石，用細線纏繞枯枝，將脆弱的材料轉化為堅韌的存在；這種對物質轉化的執著，既是對傳統手工藝的致敬，也是對當代社會中記憶易逝性的抵抗。兩位藝術家的作品都涉及「物」的重新定義，但夸德更偏向哲學性的質疑，而胡曉媛則更貼近身體經驗的沉澱。

如果說巴塞爾和大館代表的是當代藝術的動靜，那麼香港藝術館的「塞尚與雷諾瓦展」則提供了一個回望的契機；展覽並未停留在簡單的傑作陳列，而是通過對比兩位藝術家的風格演變，探討印象派如何從「叛逆」成為「經典」。我看到流動觀眾潮中的反應也折射出時代的變遷；老一輩觀眾在塞尚的《蘋果》前紛紛讚嘆，而年輕觀眾則更熱中於在雷諾瓦的《稚子圖》前自拍；對他們而言，這些畫作不僅是藝術史座標，更是社交媒體上的視覺符號，這是否意味著藝術的「靈光」正在消逝？或許恰恰相反：經典作品在新的語境下獲得了新的生命。

在我收藏中或多或少也受當下風尚的影響，想起早年收藏的雷諾瓦作品全憑夢想實踐之勇氣，至今看著掛在牆上的它，除了滿足心依舊，還是被作品雋永而心動！當年藝術真的是一個平台，它不是一對一、創作者與閱讀者之間的交流，而是各自面對於世界和自己人生之後的碰撞，透過一件藝術品；也許是許多藝術品與許多人群的交流、人來人往，彼此南轅北轍的創作共聚一堂。曾經我很害怕這樣的人潮聚集，總覺得藝術品應該是安靜的閱讀，但這些年有了些改變，藝術、美術作品已經不只是一本書或一首音樂的閱讀，它可能要用當代的方法。這個時代隨著網絡興起，人們交流的方式，閱讀世界和感想人生的方法，都有很大的變化；再加上AI興起，於是一對一的閱讀可能是一種自我修養，眾多人潮與藝術品聚集的多元交會，則又是另一種人生經歷和閱讀方法。

這次過境香港、重回藝術現場，有著不同以往的感受，尤其發現與自己同個時期進入藝術圈，閱讀藝術、收藏藝術的朋友都紛紛老去，有某種往事不敢重提的德高望重感；因為這很容易脫離當下、也很容易讓自己變成一個打不開心的頑固。現在遇到許多年輕的藝術閱讀者和年輕的創作者，我反而有著再學習的想法，已經不再以自己某種慣性的審美和閱讀分析角度去看待這個世界、去判斷眼前的作品或與身邊的人交流，我想這就是藝術這個平台的魅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