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承泰／陳時中能切中時弊嗎？

生育率全球最低的南韓，連降九年之後，去年終見翻轉；中國大陸也一樣，去年反彈了五十二萬名嬰兒。這也許是曇花一現，但台灣一向最能表現龍年效應卻落空，總有原因吧！陳時中政委即將召開會議，建議先檢視公元二千年以來生育率與生育量的變化，找出台灣的特性與盲點。

台灣早年長期生育率的下降，大致反映工業化帶來的職業與家庭結構變化，加上後來高教的普及，使得結婚與生育時間延後，並導致生育率下降。這是具有普同性的工業化效應，如今的非洲以及印度等國正在進行中，我國早在六十年前就開始了。

但多數工業國家的生育率降到二至一點七人之間，會盤旋一段時間。日本就是一個例子，在亞洲生育率下降最早，一直到安倍期間仍有一點五以上的水準，最近才掉到一點三。至於台灣，在二千年龍年生育率為一點六八，乃四小龍之冠，之後快速下降，二○○四年即落入超低生育率（一點三）以下。在過去廿四年當中，只有二○一一至二○一五曾出現回溫，二○一六之後更猛降了八年，和南韓競逐世界最低。

筆者曾數度指出，台灣在二○○四年左右是鼓勵生育最佳時刻，但當時執政者囿於永續與環保主流思維，認為台灣人口密度偏高，生育減量能減緩人口成長，對於土地承載、能源使用、環境永續會有正面助力。

這樣的思維並沒有錯，但問題在於，政策的優先順位。乃因台灣人口在二千年與二○四○年都是二二○○萬，當中四十年先升後降變化幅度有限；換言之，人口總數對環境的衝擊，遠不及人口結構變化對全社會的影響。一直到二○一○年鼓勵生育措施拍板，少子化才被視為國安危機！近年來危機更趨彰顯，人們從晚婚逐步進化為不婚，縱使政府不斷加碼，生育率不僅未能止跌，還持續下滑！

講原因，已不是學者專屬，計程車司機也可以說得通透；不外乎房租、房價、物價、養育成本疊疊升，年輕人經濟壓力大且工時過長，工作與生養無法兼顧，且職場缺少友善性等。政府的因應，則不外乎加碼生育補助與育兒津貼、擴大育嬰留停範圍、增加社會（青年）住宅、補助房租與房貸、普設公托、調升基本工資、補助不孕症相關措施等。

時中政委為官多年，前述問題與因應措施應都知曉，但何以未切中時弊？關鍵在於搞不清楚落實政策的先後順位與時間點。此外，還有三件事需要深入探討：

首先，台灣經濟狀況還不錯，何以年輕人失業率仍偏高，且頻繁更換工作？是年輕人能力不夠？吃不了苦？是因為雇主的剝削？或是教育出了問題導致學用失調？ＡＩ時代來臨該怎麼辦？

其次，不要只看社宅數量，更應改善居住品質。台灣眾多老舊社區，不安全與不友善是普遍現象，在這種環境生活的年輕人，目睹鄰居相互干擾爭吵、環境髒亂毫無美感，停車與占地糾紛更是層出不窮…都會影響婚育意願。年輕人若逃離原住所，換來的是更大的經濟壓力。

最後這點，最不需花錢也最能切中時弊，就是領導者要拿出態度來，強化婚姻與家庭價值！為了台灣的存亡，說不定網軍可幫上忙，帶頭實踐、廣泛論述，必能讓年輕人起心動念。

（作者為台大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