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撿到錢包，多少人會歸還？一個測驗看穿你的「負面偏誤」有多嚴重

請先別查詢資料，猜猜以下問題的答案：

一、二○○九年，《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進行一項社會實驗。報社員工在多倫多市各處放置二十個錢包，每個錢包都裝有錢和一張名片，這表示拾獲錢包的人一定有辦法聯繫失主。請問，最後有多少錢包被送還？

二、與疫情爆發前(二○一七至二○一九年)相比，在疫情期間(二○二○至二○二二年)，你認為人們從事志願服務、慈善捐款、幫助陌生人的比例是增加、減少或維持不變？

在揭曉答案之前，我們先思考一下為何要討論這些問題。幾千年來，人們共享食物、住所及互相庇護。互助合作使人類這個物種得以延續，但同時也讓我們容易受到欺騙者的傷害，這些人從群體中獲取好處，卻從不回饋。

我們天生就會尋找欺騙與惡行的跡象，這是很好的防衛本能，但當我們過度運用這種機制，就可能帶來一些害處。例如當我們無時無刻提防欺騙者，可能會導致高估這些人的數量，同時忽略人性的良善面，心理學家將這種現象稱為「負面偏誤」(negativity bias)。

現在，回到本章開頭的小測驗，我們一起從測驗結果，了解你的負面偏誤程度：

一、在多倫多，二十個錢包中有十六個(八○％)被人送還。在後續一項以四十個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大型研究中，研究人員「遺失」的一萬七千個錢包中，大多數都被送還；幾個國家的送還率甚至達到八○％。

二、《世界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是針對人們生活經驗和行為所進行的全球性調查。在二○二三年度報告中指出，人們從事志願服務、慈善捐款及幫助陌生人的比例，全都在疫情期間大幅提升。儘管疫情為社會帶來極大苦難，卻同時彰顯人類的善意擁有巨大潛力。

你是否同樣低估人們的善意？如果是的話，你並不孤單。即使是被認為很有禮貌的加拿大人，也被猜測只有約二五％的多倫多居民會送還錢包。我在二○二三年對一千名美國人進行的調查中詢問人們：「你認為疫情對全球人們的善意行動有何影響？」

結果大多數人認為善意行動應該會減少，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注意到疫情期間席捲全球的大量善行。這類誤判在生活中隨處可見，研究發現，人們經常低估他人慈善、可信任和富有同情心的程度。換句話說，助人者無處不在，只是我們視而不見。

這些誤判反映出的是大腦運作的方式，就像負面偏誤意味著我們對壞事的關注多過於好事。請容我再次強調，從演化的角度來看，這種思維方式其來有自，畢竟你能忽視夕陽有多美，但你不能忽視海嘯有多大。正如心理學家佛瑞德．布萊恩(Fred Bryant)所說：「麻煩會踢開門，主動找上我們⋯⋯快樂和喜悅卻不會主動來敲門，強迫我們好好享受。它們總是在等待，有時甚至會躲起來。」

但負面偏誤會影響我們體驗世界和與人互動的方式。人們往往會更容易留意那些看似不可信任的臉孔，而不是看似可信任的臉孔；對於可疑的人也會比看似無害的人印象深刻。當人們讀到某人既做過好事、也做過壞事時，往往會直接判定他是個不道德的人，彷彿一個人做過最壞的事，才是其品格的最佳寫照。

如果我們總是把他人看做普遍比實際更糟，便會很容易認為人類的品格表現一代不如一代。不久前，一群心理學家回顧七十年來涵蓋五十九個國家、近六十萬人的道德觀(例如善意、合作和公平的程度)調查，結果超過八○％的受訪者展現出驚人的負面偏誤，認為人類的道德品質正在衰退。

就受訪者的基本背景來看，無論來自鄉村或城市、是自由派或保守派、是嬰兒潮世代還是Z世代，他們在許多議題上缺乏共識，但一致認為人性正不斷倒退。

然而，實際數據卻不是這麼一回事，近期一項研究檢視一九五六至二○一七年間超過六萬人的合作行為，結果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的合作程度不僅並未減少，而且還提升了九％。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抱持錯誤的認知，一邊感嘆人心不古，一邊緬懷一個從不曾存在的溫柔良善時代。

想保護自己不受欺騙者侵害，是一種自然且明智的本能，但當我們以憤世嫉俗的態度低估他人善意，這種本能就會失控。這個問題源自我們的內心，但當我們開始與他人交談(和聊八卦)時，情況就會變得更加糟糕。

（本文出自《善意與信任：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作者：賈米爾．薩奇 譯者：尤采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