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筆記】周志文／野火在暮色中燒

十年前我與內人為照顧剛出生的小孫，曾搬到南港住了三年，因地利之便，經常往來中研院。每到冬天，常會不期然的碰到馬悅然先生，有時一人，有時是跟他新婚不久的妻子陳文芬，地點呢，多數在中研院活動中心的門口，他來台時總住在活動中心樓上的招待所裡，那也是我早晚常經過的地方。有時在中研院大門前的馬路上，往往是晚飯時刻，他正忙著打尖覓食呢，我遠看一高個子頂著白髮的老人在路口東張西望，往往想到「人生實難，大道多歧」的句子，不禁笑了起來。

說起馬悅然（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 1924-2019），此人鼎鼎大名，是兩岸知識、文學界無人不知的人物，他是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院士，也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人與審查人，兩次中國人如高行健、莫言的獲獎，都跟他的積極推介有密切的關係。

我跟馬悅然結識說起來很偶然，1997年我到捷克查理大學任教一年，該年年底，馬悅然也從瑞典來校客座，在學校言，我們算是同事了，之前我們也算認識的，但只算學術場合的點頭之交，彼此並不熟悉。我的兩門課排在東亞所，一門講中國文化，一門講台灣文學，他對台灣文學有興趣也有研究，曾兩次來我課上，一邊聽我講授，一邊也跟我討論，之後他不止一次的跟別人說，他是我堂上的學生呢。我看到他往往直叫他馬悅然，他卻從不叫我名字，總以周教授或先生稱我，說起來也算可笑。

先不論學問，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極為善飲，我的朋友中也有善飲者，但多數獨衷一味，很少是同時喝幾種酒，還能不亂方寸的。記得一次我國駐捷克代表謝新平大使請客吃飯，餐廳很高級，在一座可俯瞰查理大橋的樓上，席間見他面前排了五種高低不等的酒杯，分別放了白蘭地、威士忌、伏特加、紅葡萄酒與白葡萄酒，他一邊吃菜一邊把各式酒杯清空，再指示侍者裝滿，再一一飲盡，始終談笑自如，洋洋如常。最有趣的是他旁邊還有一個有把手的厚玻璃深杯，裡面裝滿了啤酒，一有空又啜一大口啤酒，內人在旁不斷拉我手，說這樣喝法不是會鬧出人命嗎？他彷彿聽到，回頭跟我們說沒事的，啤酒只是飲料，算不上是酒啊！後來我問他最喜歡哪種酒，他說這很難說，得看情況吧，真要說，是高純度的伏特加最好。

宴席回程我們選擇走路，他跟我們說芬蘭有一種高純度的伏特加，酒精濃度有九十好幾，撞擊會爆炸，打仗時可當手榴彈，又說還有一種俄羅斯產的，品質沒有芬蘭產的好，但酒精濃度也高得厲害，也是打仗時可用的。內人問，是當炸彈嗎？他說冰天雪地之下吃了敗仗，眼看彈盡援絕死路一條，上級發每人一瓶，讓人一口氣喝了，周身血液沸騰，等酒與汗一起發散，人立刻凍死，這種的死是最不痛苦的。他說以前蘇聯在斯大林格勒跟納粹決戰，打敗仗時就用這方法，這是最「仁道」的死法。

他是西方著名的漢學家，對先秦諸子頗有興趣，曾翻譯過《詩經》、《春秋繁露》等書，後來長期在中國待著，與許多中國當代文學家交往，慢慢把研究主題改成現當代文學了。他曾說中國作家可以得諾貝爾獎的人太多了，之所以沒有是外國人不懂中文，譯本也少，假如翻譯及時又翻譯得好，魯迅、沈從文等人早就該得到，又說1988年諾貝爾獎原已決定頒給沈從文，但不巧那年沈死了，諾貝爾獎規定不頒給過世的人，言下無限欷歔。

2007年東吳大學舉辦林語堂國際學術討論會，邀他來發表專題演講，我也發表了篇論林語堂宗教信仰的論文，馬悅然指定他的專題演講要請我主持，他的演講題目是「想念林語堂」，是用中文講的。演講中說他一生研究中國文學，是導因於林語堂的一本書，假如沒那本書，今天他就不可能坐在這裡了，那本書就是《生活的藝術》（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他說1946年他服完兵役並大學畢業，在他姑媽家看到林的那本英文書（原是英文寫的，中文反是譯本），書的第五章談《老子》哲學，那一章他怎麼看都不懂，就找來一些有關《老子》的譯本來看，包括英文、法文與德文的譯本，還是看不懂，不得已之下，打電話給瑞典有名的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高約他見面，說那三本《老子》譯本都錯誤百出，譯得糟透了，唯一對的是自己譯的，但尚未出版，馬請高把稿本借他看，看完終於弄懂了，之後就立志研究漢學，也成為高本漢的高足了。他之後一生研究中文，全是因為有這段因緣。

由於林語堂的引介，他才能進入中國的世界，他也覺得這經驗使他一生受益無窮。那次演講，又談到林語堂的另一本書叫《京華煙雲》（Moment in Peking），是一本以北京為背景的書，寫的是中國二十世紀初的故事，因為是小說，裡面有許多有關北京風景民俗的描寫，這本書原也是以英文寫的。馬悅然的演講後來有點逸出話題，說他不久前到過「新中國」的北京，發現那兒的風景人物都變了調，他說：「假如林語堂先生的在天之靈，今天下凡到北京去，他肯定像我一樣會哭出眼淚。」想不到這段話引起了一位旅美有紅衛兵傾向的學者的攻擊，說西方人總以博物館的陳列品來看待中國，要知道中國不是死物，中國也要努力向前求生存，破舊才能除新，落落長的叫罵了一大段，把現場氣氛弄得很僵。我覺得他太衝動又太不禮貌了，馬悅然為中國而痛惜悲哀，跟英國詩人拜倫（Lord Byron, 1788-1824）寫了長詩〈哀希臘〉（‘The Isles of Greece’）時的心情豈不是一樣的嗎？如果不發自熱愛，那種哀痛便不會發生。我後來寫了篇〈比拜倫更年輕的人〉的文章來評論此事，拜倫三十六歲就死了，而馬悅然那年是八十三歲。

馬悅然對中國的心情可從另一件事看出。有次我的學生林明昌不知從哪兒弄來兩罐來自宜蘭私釀的高純度高粱酒，據說純度有七十度以上吧，那時馬悅然正好在台北，便約他們夫婦出來，打算試試這酒。因為是臨時起意，天也晚了，找不到合適餐館，馬悅然提議就到中研院的蔡元培紀念館吧，不知那時的蔡元培館竟有家餃子店呢，他說之前來吃過，我們叫了四人份的餃子，另叫了點滷味，林明昌把酒罐打開，一時酒香四溢，連廚房煮餃子的師父都聞到了，馬悅然喝了一口連說好酒，席終兩罐酒幾乎全讓他給包了。

不知何故談到梁啟超，我說有次我在北師大，曾到西山植物園看到過梁的墳，墳是由梁思成設計建造的，比較西式，梁啟超比他夫人李蕙仙晚死，墳原是為夫人所建，梁死後方與之合葬。很特殊的是，墳的左前側有棵枝葉扶疏的松樹，北京人叫它白皮松，旁邊立了個牌子上寫了「母親樹」三字，原來是梁啟超夫人多病，家中有個四川人名叫王桂荃的貼身丫鬟，幫梁夫婦把眾多孩子拉拔長大，在孩子心中，王才是育養他們的母親，也以母親稱她。文革後，王的骨灰不見了，梁的子孫便種了棵樹在墓旁以表思念，提起梁啟超，這是外一章的感人故事。

馬悅然聽了，說梁的墳他也去過，問說你知道劉半農的墳墓也在附近嗎？我沒料到他會提出劉半農來，劉半農就是〈教我如何不想她〉那首歌的作詞人，而他墳墓也在那兒，我是不知道的。馬悅然說他原來也不知道，那次他去看梁啟超墳，旁邊有人說劉半農的墳也在後頭山上，他要那人帶他去看，幾乎翻遍半個山頭都沒找著，那天天冷，兩人都汗流浹背，最後是他發現劉的墓碑夾在幾個不知名的墳墓之間，果然還在，幸好上面刻了名字，不然就真找不到了，他說。

一晃十年過去，馬悅然也過世了，那次之後，我好像沒再見過他了。偶有機會聽到〈教我如何不想她〉，常會想起一個白髮的外國老人，頂著寒風尋找跟他不相干的詩人墳墓的故事，這證明他愛中國文學發自真心，一點都不是在應付世俗。提起劉半農，據說那首詩是他在英國時想起國內的女友而寫的，是中國文學裡頭一次正式用「她」這個字稱呼女性，詩被趙元任看到，將它譜成了歌，傳唱至今。我倒不太在意這件事，我比較注意的是歌中有段「枯樹在冷風裡搖，野火在暮色中燒」的文字，覺得警策又動人，枯樹與野火，與感情好像有點搭不上調，卻說明一個事實，就是再簡單的思念也會被干擾，也得經過層層的考驗的。

馬悅然的大半生把中國與中國文學當作他生命的核心，無日或忘，念茲在茲。無論是冷風或熱火，他都經歷過了，當然有快樂也有辛苦，但人生至此，方叫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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