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社論／別再讓「公民團體」成為捐款之亂禍源

去年基隆的「罷樑」事件，公民團體募款弊端即已現形。罷樑團體在群眾募資平台募款，至少募得七百多萬元；這些錢是誰捐的，用在哪些用途，主事者始終未公開說明。罷樑失敗後，連該團體志工都質疑其財務不透明；但主導者最後僅公布一份簡單的「收支表」，便草草打發。

事實上，內政部在五年前對罷免募款即有函示，說明罷免活動屬於《政治獻金法》的「其他政治活動」範疇。依此解釋，除政黨、政治團體和擬參選人，都不可收受政治獻金，因此罷免團體募款行為應屬不法。但內政部對實際亂象視若無睹，主管政治獻金的監察院更稱是「立法疏漏」，官官相護，無意解決問題。

民間機構的公益募款問題，又以綠委沈伯洋成立的「黑熊學院」最受爭議。黑熊學院並非公益機構，而是「黑熊社會企業有限公司」，其政治立場亦眾所周知。黑熊又另以「社團法人」名義，成立「黑熊民防教育協會」，並以此名義在衛福部的「公益勸募平台」公開募款，去年即募得二千多萬元，此數已超過許多真正「公益團體」的募款。

事實上，無論「黑熊學院」或「黑熊民防教育協會」，基本上都是民進黨的側翼，卻藉公益勸募取得大筆資金，不僅鑽法律漏洞，更排擠了真正的公益勸募。近日「黑熊學院」大力鼓吹「大罷免」，更把「公益勸募」與「政治獻金」進一步混淆。

「捐款之亂」並不限於政治獻金。最近川普政府檢討其「國際開發總署」財務，傳出有多個台灣民間團體收受美國股市大亨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捐款，其源頭即輾轉來自於此。民間團體接受外國個人、團體或政府捐款，並非法律絕不容許；但無論《國家安全法》、《反滲透法》或《政治獻金法》都對境外捐款抱持戒慎或禁止的態度，難道對來自美國的捐款視若無睹？其中，沈伯洋擔任常董並長期幫民進黨政府進行「認知作戰」的「台灣民主實驗室」（Doublethink Lab），接受「開放社會基金會」捐款也達四千多萬元，引人遐想。

「境外捐款」當然並非都是罪惡或別有目的，但藉由捐款影響他國政治，以遂行自己的利益，是直接有效的方式。民進黨大力主張訂定《境外勢力代理人法》，要求揭露境外經資來源，用意在此。然而，會為自身利益捐款給台灣的，難道只有中國大陸，其他國家都是「做功德」？

上述政治獻金及境外捐款的種種亂象，只是冰山一角。大金主可藉由捐款給「公民團體」，以支持特定政黨，募款者則趁便中飽私囊。至於政治側翼假「社團」名義行「公益勸募」，則是掛羊頭賣狗肉。這兩者都是規避監督、造成不公平競爭；而境外捐款完全黑箱，更可能隱含著國安問題。

朝野正全力投入大罷免，但這些立法、執法疏漏，仍應盡早修補。罷免活動募款，修法與執法應同時並進，非合法募款者，應罰就罰、該禁就禁。「公益勸募」亦然，除重新檢視《人團法》、《公益勸募條例》未盡合理之處，亦應對公益勸募行為嚴加審查。至於境外捐款，最低限度要令其接受「公開檢驗」；絕不可放任「公民團體」成為政黨洗錢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