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創造需求 歡迎980位準律師

一九六七年，筆者畢業於台大法律系，律師考試及格人數是九人，五年後，及格人數增至廿五人。長年及格人數在百位以下，一九八八年甚至僅十六位，錄取率○點七五％。直到一九八九年，一位台大法律畢業生屢試不第、跳樓輕生，才驚醒典試委員側隱之心，及格人數暴增到二八八名（錄取率十四％），即法律界「二八八事件」。

律師考試門檻，向為「門內人」與「門外人」的拔河，未上榜的人想放寬，已上榜者又不希望競爭。一九八八年起連續五年雙位數錄取率後，錄取率又跌至六到八％間。兩千年律師考試錄取率僅約六％，筆者感慨人才卡在考試，寫下〈超低的錄取率，邁向法治社會的桎梏〉，向同道喊話，莫擔心餅被分小，充足法律人才，能把法律服務產業愈做愈大。總算二○○三年起，律師考試修改成「足額八％」錄取。

而到二○一一年，前考選部長董保城催生律師考試的法定錄取率提高到十點八九％，雖比美、德尚有不足，也算差強人意。董前部長還為律師考試建立題庫、平行雙閱制度，讓考生毋庸憂心特定教授的「獨門暗器」，可說功德無量。

之後年年十％以上錄取率，或許分食了法律服務市場，乃至出現「流浪律師」，前考選部長蔡宗珍公開說是「國安問題」，復辟專業科目須得過半分數之「四百分門檻」。「門檻及格制」最大問題在閱卷者改題寬嚴不一，乃至於為避免及格人數過多，故意拉高標準。二○一八年四百分門檻施行後，錄取率掉到八點五八％，隔年再跌至六點一二％。筆者無奈為文〈律師「資格考」四百分門檻，擋住誰的青春？〉，隔年再寫〈超低錄取率乃法學教育恥辱〉，終在蔡前部長轉任大法官後，二○二一年開始，四百分門檻已如虛設，近四年律師考試，錄取率在十％左右。每年穩定約一千名律師考試及格。這樣的「量變」，是否影響法律服務業的「質變」，尚待觀察。

筆者先恭喜去年律師考試及格的九八○位準道長，也要提醒現在法律服務已經是買方市場，「考上就不愁案源」時代已過，「執照」只是一張門票。筆者前助理練鴻慶去年也上榜，他問我非法律本科當律師，會不會比較辛苦？這是很好的問題。筆者認為所有律師都須終身學習，非本科者對於自己的所學有優勢，只是需要多一點時間適應法律實務，這是可以彌補的。

「與其擔心律師『過剩』，不如惋惜優秀法律人，花費太多青春在考試。」目前的制度，還有以下問題需要改善：

首先，一試錄取資格，應保留一定年限。或有擔心保留一試資格，會造成二試人數增加，閱卷老師會「改太累」。但改一份試卷的時間，是遠低於考生準備一試，從社會效益來說，老師辛苦一些，將心比心是值得的！

其次，四百分門檻是「及格制」，而及格制如美國大部分州，律師考試是一年二次。對於因為四百分門檻而被刷下來的前十點八九％考生，應為他們在放榜後三個月內，再辦一次複試，始符比例原則。

最後，「律師考試」根本上應為「執業技能起點的資格考」，而非「限制執業人數的障礙考」。現在是用一年一套的八股取試，犧牲考生的青春，來取代市場原本就存在的自由競爭制度，預先且恣意的篩除具潛能的未來律師，需要省思和改善。供給會創造需求，只是需要時間。各行各業，包括政府都需要法律服務，隨著更多法律新血加入，法律服務業的規模必然擴大，以此為基礎，「從法制到法治，以臻良制」才能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