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顆樹

【遠流／摘自微信公眾號「最華人」，本刊節選】

2024年10月21日，著名華裔女作家、翻譯家聶華苓在美國愛荷華的家中逝世，享年99歲。

她的女兒王曉藍發布消息稱，母親「走得很安詳，沒有太多痛苦」。

在華語文學世界裡，她可能不是最廣為人知的作家，但她被譽為「世界文學組織之母」，得到來自世界各地作家的尊崇。

她家的客廳，包括汪曾祺、陳映真、白先勇、王安憶、遲子健、畢飛宇在內的全世界1400多名作家，都曾在這裡歡宴飲酒，縱情暢談文學。這樣的雅集，真可謂「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

在這一場場頗有六朝韻致的聚會中，甚至出了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位是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另一位是中國作家莫言。

打開聶華苓的自傳《三生三世》，宛如看到一幅浩浩蕩蕩的歷史畫卷：國家遭逢戰亂的痛苦、顛沛流離的辛酸，以及永遠無法消除的鄉愁俱在其中。

聶華苓漂泊了近一個世紀，從漢口到北平，從中國到美國。

她說：「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臺灣，枝葉在愛荷華。」

循著這棵「樹」，讓我們來見識一下這位氣度不凡、俠肝義膽的女子。

身世沉浮

聶家祖上算是鐘鳴鼎食之家。聶華苓的祖父是中過舉的清代文人。父親聶洸畢業於陸軍軍官學校，曾在貴州擔任要職。當時聶家住在武漢，聶洸在貴州去世後，聶家就此散了。

講起來，聶華苓這一生都在流浪。童年時，她經常目睹外國人欺壓中國百姓的場景，半殖民地的悽惶畫面，在她幼小的心靈深處刻下了一道道永難磨滅的傷痕。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眼看武漢就要被日本人占領，聶華苓的母親帶著年幼的孩子們逃亡至鄉下避難。母親孫國瑛是個開明人，這樣的新式女性，自然明白讓孩子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即便烽火連天，她也執意要送女兒到外地求學。

母親的氣度與堅毅，無疑對聶華苓後來的性格有著深刻的影響。

彼時年僅14歲的聶華苓，在母親毅然決然的目光和淚水中，就這樣流浪下去了。

求學的日子困頓至極，聶華苓有時一天只啃一個硬饅頭，有時甚至還要跟狗搶食物。對聶華苓來說，由糙米、稗子、石子、沙子混合而成的「八寶飯」都成了人間美食，她一度染上了瘧疾。

眼見大好河山慘遭日本人蹂躪，小小少年早已忘了身體的苦，她的心中猶如倒入了黃連，痛苦至極。

為了不當亡國奴，再苦也要一路奮戰。

聶華苓以巨大的熱情參加了抗日活動：慰問抗戰的傷兵，為他們唱歌，代寫家書…那一路上所見的名山勝水，更是讓她將對國家的愛融入血液。

從漢口到北平，從小學到大學，從純真的孩子到挨餓受凍的流亡學生，她總算迎來了抗戰勝利。

風雨坎坷中，聶華苓與同學王正路結婚了。

她以為找到了令她安心的歸宿。那個時期，她以「遠方」為筆名，發表了諷刺散文《變形蟲》，開啟了她的創作生涯。

然而，婚姻也好，時局也罷，都無法讓聶華苓停下流浪的腳步。王家是大家族，兒媳婦要日日向長輩請安、奉茶，繁文縟節壓制了聶華苓的自由性格，她喟歎：「我在那個大家庭裡，只是一個失落的異鄉人。」

1949年，24歲的聶華苓帶著母親與弟弟妹妹們，一家人到了臺灣。

故鄉的山水成了她永恆的鄉愁地標。

理想與失落

然而，那座小島並沒有給聶華苓帶來和風暖日，而是充滿了肅殺之氣。

到了臺北後，她原本寄予希望的婚姻觸礁了。出身於大家族的丈夫根本經不起風雨，「結婚15年，共同生活只有5年」，婚姻名存實亡，家庭的重擔全落在了她身上。

一個偶然的機會，聶華苓進入由胡適擔任發行人、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國》雜誌，任文藝欄主編。

為了適應當時的環境，聶華苓將自己主持的《自由中國》文藝欄，打造成純文學天地。

這簡直就像從渾濁的湖泊中湧出了一股清泉，湖底的一些奇珍異石頓時袒露在陽光之下。現在成為經典的很多作品，譬如林海音的《城南舊事》、梁實秋的《雅舍小品》和余光中的詩，都是經她編輯後發表的。

可以說，20世紀50年代整個臺灣文學的火種能夠被點燃，聶華苓和林海音這兩位女士厥功甚偉。

聶華苓在臺灣15年，受到文史名家的一致好評，這也是她一生中編、寫、譯成果最豐碩的黃金時期。她在此期間發表的《失去的金鈴子》，是十分出色的帶有自傳色彩的女性成長小說。

可惜，由於受到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自由中國》被封，身為編輯的聶華苓雖躲過牢獄之災，卻被孤立，終日受到監視。

彼時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刻：《自由中國》以及創立它的前輩蒙難，弟弟聶漢仲在一次例行飛行中意外喪生，母親得了絕症過世，婚姻和經濟陷入死局。

聶華苓的第二個落腳處就此斷裂。

古語有言，剝極將復─時運不濟到了極點，一切就會從頭開始。命運大約十分憐憫這樣率直且有著獨立人格的女子，在最艱難的時刻，一道生命的曙光刺破了黑壓壓的烏雲，照亮了她整個後半生。

偉大的歸宿

那道曙光，是聶華苓在38歲那年遇到的第二任丈夫─保羅‧安格爾。

他幾乎是聶華苓「第三生」的唯一轉捩點。安格爾對她一見鍾情，他在回憶錄中寫道：「臺北並不是一座美麗的城市…但這裡有華苓，我看著她就足夠了。」

聶華苓對這段婚姻的評價是：「我們的婚姻是我這輩子見過的最美滿的婚姻。」他們婚後在愛荷華築起愛巢，一起划船、烤肉、談文學，與鹿和浣熊做伴─神仙眷侶也不過如此。

此時，聶華苓學會了從另一個視角看世界，她意識到，過去的生活雖然艱辛，但她對世界的認識還是非常片面的：「在這兒，我可以清醒地看待自己過去生活的地方，可以接觸世界各國的作家和作品，這使我的視野擴大多了，感情冷靜多了，看法客觀多了！」

過往的痛苦與恩怨，終於在時間的力量下漸漸消融。隨之湧上心頭的，是她那份經過歲月沉澱後的風度與氣概。

彼時，安格爾聘請她到他的「寫作工作坊」教中文。有一天，他們在河上泛舟，聶華苓突發奇想，建議安格爾將「寫作工作坊」改成「國際寫作計畫」。

安格爾聽後，忍不住大叫「瘋狂」，要是改成「國際寫作計畫」，每個作家光是吃、住、路費就要好幾千美元啊！

然而聶華苓鍥而不捨。他們先是得到愛荷華大學的支持，接著到處寫信、拜訪，從私人到大企業，終於募得300萬美元的基金。

接下來的幾十年，我們看到世界上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神奇地在愛荷華相遇了。

「國際寫作計畫」每年邀請各國作家赴美訪問，透過演講、討論、旅行等方式，讓作家們的文學觀念和寫作技巧得以交流。

他們以文會友，消除彼此之間的隔閡與芥蒂。譬如，一位以色列作家和一位埃及作家從一見面就往對方臉上扔杯子，到4個月後離別時，他們竟在機場抱頭痛哭；伊朗女詩人台海瑞與羅馬尼亞小說家易法素克之間產生了愛戀；第一次出國門的中國作家丁玲握著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的手。

身為中國人，聶華苓最牽掛的還是那些用漢語寫作的作家。

那時，中國作家想出國，面臨語言和資金等方面的困難。為了讓中國作家參與「國際寫作計畫」，聶華苓每年都捐款。

幾十年來，「國際寫作計畫」共邀請世界各地的作家1400多位，而用漢語寫作的作家，就有100多位。

在國際寫作交流上，聶華苓不遺餘力；在個人文學成就上，除了翻譯作品，她堅持用母語中文創作。《桑青與桃紅》《三生三世》等作品相繼完稿，每一部作品都成了她回歸心靈故鄉的途徑。

對故土與母語的眷戀，始終是聶華苓的難言之痛。

1972年，她與安格爾共同翻譯了《毛澤東詩詞》。為了瞭解每首詩詞的背景，他們翻閱了很多關於中國革命的書，特別對二萬五千里長征，做了細緻的研究。

這使她明白了許多過去不明白的道理。她說：「他們什麼艱險都不怕，爬雪山，吃皮帶，是為了幾萬萬人民和後代。他們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

聶華苓的風度與氣概，已超越了一個作家的範疇。

她以無私坦蕩的俠義精神，一心造福全世界文人，為當代中國作家打開了一扇走向世界舞臺的窗。

從不諳世事的豆蔻年華到經歷歲月洗禮的從容暮年，一段段歷史，一個個時空，構成聶華苓顛沛流離、歷盡滄桑卻卓有建樹的一生。

【更多精采文章請見《讀者雜誌》2025年0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