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難兌現 民粹難消失 民醉難清醒

（一）不能再麻醉選民

當前台灣經濟、民生、外交、教育、能源等等的困境，就是台灣在追求民主過程中，難以避免地陷入了「民粹」及「民醉」的歪路與陷阱。

台灣從一九八○年代起步的「民主」，很快就遭遇一九九○年代及持續不斷上升的「民粹」，近十年來更進入「民醉」時代。  

「民主」不完美，但不能放棄，需要不斷修正補強。「民粹」短期或載舟，長期必覆舟；「民醉」是我多年前指政治人物在選舉時用誇大的承諾與恐嚇的語言，「麻醉選民」，獲取選票及執政時的心態。一九七○年代中，我已預感必須要勇敢地倡導「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回顧在一九六九年暑假初次返台擔任經合會顧問時，第一次見到經國先生，討論到政府補貼，我直說：雖然充滿好意，但應當要有「排富條款」，例如低學費政策。

不僅台灣有選舉中「政策買票」的現象，在選舉中川普普遍使用，一月二十日接任後，更是惡化。黃年在二月九日聯合報專欄中指出：「言語的傲慢、浮誇、尖酸、刻薄、狂妄、煽情、反覆是川普的特質。」

（二）川普的自我「麻醉」

回顧他在第一任（二○一七—二○二一）執政後期，我曾在遠見雜誌一文中指出（二○一九年十二月一日）：「民主典範的美國，在川普三年執政下已面目全非。川普的言行動搖了立國的信念，分裂了社會的和諧，破壞了國際的承諾。中華民國剛好在二○一九年是遷台七十年。此刻正受困於三種糾纏不清的現象：不能『興國』的『民主』；不能『強國』的『民粹』；不能『治國』的『民醉』。」

當時追求「美國第一」的第一任川普，初聽到新冠肺炎擴散時，仍然漫不經心地傲慢。當美國的新冠肺炎確診數已是全球第一時，散布在全球軍事基地的核彈、航空母艦、戰機，在空中、海上、陸地，可以摧毀敵人何止幾百次，卻沒有足夠的醫療、醫院、醫生、醫藥設備及預警體系，對付這一個新的病毒。這就是「決策錯誤比貪汙更可怕」的實例。

（三）台灣與美國有類似「三難」

一旦重要的民主國家（美、日、英、法、德等）出現各種毛病，一旦「民粹」的政策，受到選民熱烈的支持，「民醉」的現象就難以阻擋；一旦「民醉」流行，就演變成社會理性的「失控」。

大家都熟悉「民主」和「民粹」的一般性解釋；為了可以比較，就自創「民醉」這個新詞。粗糙地說：民主是人民「作主」，民粹是意識型態「作祟」，民醉是「選舉支票」的美麗承諾，與政治操弄恐嚇下的麻醉。

愈高職位的政客，為了求勝，尤其尋求連任總統或國會選舉，透過各種手段，違反了法律規範、行政中立，以及公平、透明、不抹黑等的競爭原則。

如果「民主」有可能「亡國」（借張作錦先生語），那麼「民粹」不能「強國」，而「民醉」更不能「治國」。

「民醉」是指當權者在投票選舉中，以及當選上任後，用各種方式來討好選民、恐嚇選民。花招名目繁多，如承諾不必要的、有後遺症的公共建設；同時又裁減政府機構，推動政府瘦身；再如發送補貼、減稅等，更以國家安全、亡國感、主權消失，以及政治口號操縱民意。這種製造恐怖、利誘、被嚇倒、被買通的情緒勒索下，就會出現「選民皆醉」下贏得選舉，這不就是一些美國媒體對川普當選的描述？

自從新冠病毒（二○一九年十月）發生後，這個世界正經歷過一個失控、失能、失衡的慘痛經驗。二○二○年上半年，面對新冠肺炎病毒，造成二次大戰後人民最深的恐懼。

由於各國主政者資源分配不當的後果，經濟學上的「排擠效果」（Crowding Out Effect）、「權衡取捨」（trade-off）與「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完全可以應用在這裡檢驗領導者的決策，絕大部分的執政者是不及格的。

美國在二○二○年的國防支出高達七千五百億美元。一直高居世界第一。這個支出總數超過了排名在後的十個國家的總和。軍事觀察家指出，沒有一個國家（中國、俄羅斯、沙烏地、日本…），軍事上十年之內可以趕上這個「軍事霸主」。可是當美國一艘五千員官兵的航空母艦羅斯福號在太平洋上，因幾十個人員二○二○染上新冠肺炎確診，就不得不緊急靠港，而被免職的艦長克羅齊爾（Brett Crozier）自己也確診。

我們施政的偏頗，當然也是反映在決策優先次序的錯置。中央政府必須要在各種施政中，如全民醫療、科研經費、社會福利、教育支出、基本建設、人道援助、弱勢團體、公務人員薪資等等做果斷的調整與較平衡的選擇。當軍事支出占了過高比例時，其他施政項目必然受到排擠。這就是出現嚴重失衡。

歷史教訓可以歸納成：當領導階層是—

‧好戰者遲早必敗

‧好勝者遲早必輸

‧好鬥者遲早必衰

讓我們再善意地提醒：擁有這「三好」傾向的決策者及選民，要萬分謹慎地避免。